乾嘉学派（乾嘉学派名词解释）

“反复研习传统儒学的道德伦理准则并撰写那些制式且乏味文章，使知识分子们无暇进行独立思考和研究。封建王朝竭力让士子们阅读经书以便对他们实行控制。士子们和学者们的思想被纳入到了专门强调儒学、服从君王这些方面内容的思想意识之中。”

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哲学，并不反对海外贸易和科学技术，也无碍与外国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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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封建帝制中国，儒学从来就不仅仅是哲学，它是进入官场的通行证，是派别斗争的武器，是统治的工具，也是地位的标记。

在西方，学问也有这些功能，但是远没有中国这么强烈，更多的是那些有特殊的好奇心和远见的人才对它有兴趣。

在封建帝制中国，苦读经书和获取名望之间的密切关系意味着，除去文学，其他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训练在公立和私立的正规教育中都被忽视了。

尽管唐宋时期，朝廷倡导数学、法律和医学等方面的研究，但到清朝，专门化的学问就已经全部让位给读经，甚至与经书不分家的史书也沉沦到底，清朝很多士子居然认为中国的历史只需读完《左传》即可。

因此，儒家经典以外其他的学问就成了专门的自由职业者——医生、受过法律与财会训练的私人幕僚——或某些业余的热心人士的领域。

专门自由职业者常是科场失意或准备继续应试，但需要在求学期间挣钱煳口的那部分人，他们不是现代意义的专业人员。

行医和教书经常是一身二任，对于一个文人来说，这虽然算不上是令人喜欢的职业，却也颇受社会的敬重。

习医须拜行医的人为师；要学会管理或进入官场就以一个具有为高级官员长期充当私人秘书经验的人为榜样。武艺也要就学于师傅，师傅们注意个人武功的传授，而不重视团结操练。

科举考试有文科和武科两种，但武科功名远不如文科功名显赫。

业余学者们在地理、水利、天文或数学等诸领域里所获研究成果的传播，也同样是没有正规的渠道。

这些方面的学问在中国仅仅被认为是个人的爱好，而非具有明确界定的知识范围和方法论的学科。

儒家原则上具有涵盖世间一切学问的性质，这就意味着它包括了一切的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因而这些学科，例如医学，也应仿照儒教的办法，各自都应有其“经典”可读。

直到西方教育在中国盛传开来之前，中国人大体上并不知晓独立学科和现代发现的有关概念是明显地有别于古代经典释义的。

中国经验和欧洲经验的不同在于，世俗化对深受儒家现世文化教育的中国思想家来说，是不成问题的。

胡适所说的那种科学方法的基础，早就由乾嘉考据学派奠定下来。

和西方同行不同的是，18世纪中国思想家手里虽然拿着怀疑论和相对论这些十分有用的工具，却只在社会科学的一个狭小的园地里，即历史和语言领域，反复耕耘，忽视的不仅仅是自然科学，还忽视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学科的研究，这和清朝统治者蛮族身份有莫大的关系。

这种缺漏到了19世纪才部分地被弥补。

没有僵死的教条来阻止中国哲学家去探求大自然的秘密，没有教会来告诉他们说，地球是平的，人生来有罪，上帝在公元前4004年某天早晨四点钟随手创造了人，等等。

个别的哲学家确曾获得过令人惊叹的科学见识。例如宋朝哲学家朱熹就解释说，山岩中发现的贝壳化石乃是山在水下、石即泥土那种远古时代的遗迹。

但他们却没有着力把这种见识发展成系统的科学。

重大的科学成果，例如晚明的一位植物学家先于林纳发现植物分类学，都时常是在孤立的情况下做出来的，整个知识阶层则持漠不关心的态度。

也许正是儒家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所持的这种世俗化、理性化和非教条的态度，才使自然科学无法发展起来。

而清朝统治者蛮族身份更是加剧了这一现象。

中国思想家缺乏各种相互竞争并宣称具有绝对权威的理论体系所引发的刺激因素；实验观察所获得的知识，不管有多少，都可以被囊括在中国人那种包罗万象的知识的大框架之内，而且也没有就有关自然界各种矛盾或对立学说进行解释或折中的动力。

与缺少系统化科学理论相并行的，是社会组织的非正规性，乃至于一旦在19世纪遇到西方的科学理论，固有的科研传统就招架不住了。

结果，留给20世纪的，就谈不上有什么科学知识和方法论，只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个口号是汉学在反对它所谓的宋儒空洞玄学的斗争中形成的。

这也就是说，科学价值观来自人类思想上的冲突，而不是来自自然科学，中国人的学问恰巧就集中在人的思想冲突领域内。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口号至今仍然保持着它的影响力，成了现代中国新的求是学派的口号。

在封建帝制时代的中国，用以服务于国家和乡梓的知识和技能是受人尊敬的，但若用来作为谋生的惟一手段，那就被人瞧不起了。

工匠、农民或商人所需要的科学技术不被视为总体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开明的学校也不将这些技能列入自己的教学科目。

学校甚至连加减乘除都不教。

职业准备教育是在学校之外的工作岗位上进行的。那些必不可少的技术通常是边干边学，或者在自己家里获取简单的计算知识、农耕技术和手工工艺，或者花钱出门到店铺商行去当学徒。多数学徒在为老板记账和使用算盘之前，常在私塾里学会基本的读和写。

对某项特定技术的更高一级训练大都是以师徒方式进行传授和学习的。

某些价格便宜而广泛流传的农用全书提供了关于农业耕作的知识，附有插图，以使那些半文盲的人也能一看就懂。

社会上还有大量的技术手册。

但在许多情况下，正如李约瑟博士指出的，“社会因素不利于手艺高超的工匠把他们肯定藏有的技术资料正式成书出版”。

在这种条件下的古代中国，甚至简单的算术知识也往往被神秘地认为是某种发明创造。

如果科举不是非限用八股文不可的话，那势必就会有许多更切实用的知识在中国出现。

人们就不难想像出清代中国假若办学不以应付科举考试为目标，中国教育将是另外一番景象。

尽管古代中国拥有广泛的技术和科学知识，比如墨子，沈括等等科学家的科学知识，但它没有被高度地加以系统化和标准化，没有超出个人私相授受的传播范围。

这与攻读儒家经书大不相同，因为要读经，老师和教材是遍地皆是，以致任何一位个别的老师对一位个别的学生没有了不起的重要性，而且有关经典的知识也已通过科举而变成标准化的知识。

梁启超于1896年说他发现在西方是“农有农士，工有工士，商有商士，兵有兵士”。然而这种发现并不说明中国在农工商和军事等领域没有高度的成就，而只表明农工商军与学术研究在中国尚没有密切联系的先例而已。

西方学科专门化对中国人的震动并不是它本身的优越性，而似乎是因为它给西方人带来了胜利。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北京、上海和广东就开办了三所专门培养翻译和外交人员的学校。

在其后的30年里，相当数量用来培养军人的学校，一所矿校和一所电报学校就由那些被“船坚炮利”的西方国家威胁所震惊的少数朝廷大员和地方督抚大员创办起来。

这些学校所教授的技术知识，也和中国本土的技术知识一样，并不受到人们的重视。

而这些学校和外国的联系更加重了它们的不利地位，北京同文馆的首批学生因为被视为向外国人屈膝而备遭奚落和排斥。

那时候中西方很多人士都发现这类学校“在清朝人眼里，和正规的教育观念和体制乃是格格不入的”。

大多数官员士绅对这类学校嗤之以鼻，而广大民众则根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如果说这类学校还起过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使高级官员逐渐养成由国家进行干预以利于西学的习惯。

比如张之洞原先倡导改造书院以建立专业化学校的基础，后来就转向主张建立全国性学校体系，以使西学能在其中占据等同于儒学的地位。

改良派在派遣留学生方面乏善可陈。曾经有过一项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计划，但是当1870年的首批留美学生后来显然已和清朝失去联系之后，这项计划就被放弃了。

此后直至1890年代再没有朝廷公派学生出国（除少数赴欧洲留学外)。

与此形成惊人对比的是，日本明治初期，日本正府聘请外籍教师，派遣留学生，并对归国留学生委以重任。

由于清廷缺乏有力的指导方针，西方传教士就大加炫耀他们于19世纪末在中国传播西学的功绩。

到1896年，有36个新教团体在中国活动，且几乎都办有学校，如果再加上罗马天主教方面的数字，显然，当时中国有数以万计的儿童在接受宗教教育。

教会学校里的孩子们除了圣经故事之外，未必就能受到多少“西学”的教育，以致对于多数士绅来说，教会学校尚不如朝廷办的公学有吸引力。

而且由于当时的外国人在清朝的肆意横行，反而使得教会学校的孩子被隔离在整个清朝社会之外，反过来，使得中国民众更排斥西学。

一直到了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在清朝，直接接触到西方教育的人是少数。

由官府和传教士主持搞出来的译著却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而传教士亦因此获得了双重声望，诸如丁韪良和傅兰雅等在清廷最早组织的译书工作中就颇有贡献。

译书始于1860年代，到1900年已出版了一大批涉及现代科学、数学、历史、军事和教育的著作。

此外，政治经济学的文字变通本，甚至欧洲小说的中译本，也开始吸引着广大的读者。

比为接受西学铺平道路的翻译工作更有影响力的还是条约口岸的“边际人”，即处于中西两个世界之间的那些中国人所写的通俗读物和宣传品。

他们处在有利地位，最能清楚地观察到中国的羸弱和西方的强大，从而忧心仲仲。

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写于中日甲午之战前夕）一书中敲响了警钟，号召中国人为了救亡，必须起来进行彻底的改革。

这本著作的读者包括光绪帝、康、梁、袁、孙、还有年轻的毛、邓、周。

他们各以自己不同的方式想把郑观应的主张付诸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