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芝贵段瑞儿（段芝贵 段祺瑞）

文·刘江华

袁世凯一生纵横捭阖，像“翰林总统”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与冯国璋“北洋三杰”，都甘愿供其驱使。而说到其一生的死对头，非岑春煊莫属。

段芝贵段瑞儿（段芝贵段祺瑞）

同朝为官，同为慈禧宠臣，同样积极投身维新变法、推行晚清新政等，按理说岑袁二人不应有太多交恶，但历史往往会开玩笑。二人后来却势同水火、状若雠离。1916年护国战争中，岑春煊就职两广都司令时更是宣称：“袁世凯生，我必死；袁世凯死，我则生耳。”

二人间难于调和的矛盾，始于1907年的“丁未政潮”。

作为同时代人，作为同样活跃于晚清民初政坛的举足轻重人物，岑春煊（1861-1933）与袁世凯（1859-1916）有着不少共同点。

首先，他俩都出身于官宦世家。岑春煊的父亲岑毓英官至云贵总督，叔叔岑毓宝曾任云南巡抚，弟弟岑春蓂在光宣之际出任湖南巡抚。其他兄弟，如岑春荣、岑春荫、岑春煦，或为道员，或为知府。一门四督抚，家世可谓显赫。袁世凯则出身“汝南巨族”，叔祖袁甲三官拜漕运总督；胞叔袁保庆官至江宁盐法道；另一胞叔袁保恒曾随左宗棠西征新疆，办理粮台，后历任刑部、户部左侍郎。

袁世凯

第二，两人年轻时都可归为纨绔子弟。岑春煊年轻时跟随父亲岑毓英在福建、云南、贵州生活。1879年，岑毓英为扩大岑春煊视野，送18岁的他到京师国子监读书。在这两年间，岑春煊广交权贵子弟，与前两广总督琦善的孙子瑞澂、前云贵总督劳崇光之子劳子乔并称“京城三恶少”。袁世凯生性放荡，无意学问，天性浮动异常。所不同的是，1885年，岑春煊参加乡试，中试第28名举人，而袁世凯两次参加乡试均名落孙山。

第三，南岑北袁，一时齐名。甲午战争之后，岑、袁二人均积极参加维新运动。岑春煊1895年参加了上海强学会，1897年又和康有为筹议成立了广西最早的维新社团——桂林圣学会。袁世凯于1895年与康、梁等发起成立了第一个维新政治团体——强学会，并捐银500两。岑春煊为官，颇有清誉。晚清有所谓“京外总督三个半，宫保与袁、岑居三数，端得半数”之说，指的就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两广总督岑春煊和两江总督端方。

此外，清末官场还有“三屠”或“三宫保”之称——“士屠”张之洞、“民屠”袁世凯、“官屠”岑春煊。张因主张废科举、断了大批士子的仕途而得名，袁由于杀了大批义和团团民而获此称呼。而岑春煊的“官屠”之名，则源于其纠参同僚不留情面、大刀阔斧地打击官场贪渎。

1903年12月18日所上的《请惩广东贪劣不职文武各员折》，一次性参劾了83名官员：其中包括57名文官和23名武官。文官方面，包括四品道员在内的38人被即行革职，17人永不叙用，两名知县被开缺；武官方面，包括一名二品总兵在内的18人被即行革职，5人被缉拿讯办。此外，还有包括两名总兵和一名从一品的提督被勒令休致（退休）。

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时任广东惠潮嘉道，是“庚子国变”的有功之臣。他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说，岑春煊1903年至1907年任两广总督的4年间，先后参劾、罢免了包括巡抚王之春、提督苏元春和邓景寿等文武大小官员1400余人，因此获罪的官员达数百人。

第四，他们都是在四十出头即跻身总督。1900年六七月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际，时任甘肃布政使的岑春煊不顾陕甘总督魏光焘劝阻，率部星夜入京护驾，被慈禧任命为前路粮台督办。一路上，岑春煊对慈禧悉心照顾，极得慈禧太后宠信。他此后一路升迁，于1902年署理四川总督，此时年仅41岁。

袁世凯于庚子国变期间出任山东巡抚，为西安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供应；西太后回銮时，又得到袁世凯的精心照料；再加上慈禧宠臣荣禄的奥援，因此也颇得慈禧欢心。1901年李鸿章病逝，慈禧即任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这一年，袁世凯刚刚42岁。

第五，岑、袁都经历了先赋闲后起用的仕宦轨迹。1907年，岑春煊在丁未政潮中败北，遭慈禧解职，被迫在上海做寓公。1909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免，退居洹上，在养寿园做钓叟。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14日，慌乱之中的清廷同日下旨起用此二人，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可知二人在朝廷心目中的地位同等重要。

光绪末季的政坛，分为清流和浊流两派。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至光绪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鸿禨、张之洞等，外官以陶模、岑春煊等为清流；京官以奕劻、袁世凯、徐世昌等，外官以周馥、杨士骧为浊流。”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分属不同政治派别的岑春煊、袁世凯产生矛盾，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1905年底广西匪乱终于平定，岑春煊被赏加太子少保衔。广西用兵三年，报销军饷三百多万两。袁世凯等人奏称岑春煊谎报并贪污军饷。清廷下旨查办，结果“一无所获，废然而止”。另一方面，岑春煊则抱怨李鸿章在直隶总督任上，收受历年洋商购买船械的回扣数百万两，并移交袁世凯。袁肆意挥霍，得以献媚宫廷。岑、袁二人矛盾因此公开化。

1906年9月清廷颁布改革官制上谕，以此作为筹备宪政的起步。北洋集团提出了成立责任内阁，废除军机处，并密定奕劻出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为副总理大臣，以把持中枢。清流派暗中运动，说动慈禧保留军机处，并将民政部尚书徐世昌等逐出枢垣，改任地方，还迫使袁世凯辞去会办练兵事务、督办京汉铁路等八项兼差，交出北洋四镇军权。

此后，双方在地方督抚的席位上争夺激烈。奕劻、袁世凯等策划，将岑春煊由富庶的两广调往苦瘠偏远的云贵出任总督，瞿鸿禨等则借御史之力掀起“杨翠喜案”，使得奕劻之子载振辞去农工商部尚书、北洋派段芝贵被免黑龙江护理巡抚。岑春煊则利用自己与慈禧的独特关系，秘密进京，谋得邮传部尚书之职，并将袁世凯的亲信、邮传部侍郎朱宝奎参劾革职。

但仅仅25天，岑春煊又被奕劻等挤出京城，重任两广总督。虽托病不愿赴任，但清廷频频下旨，无奈之下，岑春煊只好离京，于1907年6月16日抵达上海，以养病为名逗留沪上。更令清流派大受打击的是，之后，袁世凯等一面买通御史恽毓鼎两度上折参劾，一面制造“假照片”事件，使得瞿鸿禨遭革职、岑春煊被开缺。

晚年岑春煊在回忆录《乐斋漫笔》中，认为自己被假照片所害，并把账算到了袁世凯头上，说袁世凯知道慈禧平生最痛恨康、梁，“乃阴使人求余小照，与康、梁所摄，合印一帧”。慈禧本来还不相信岑春煊会暗通康、梁，“既见摄影，俨然信之不疑，惊愕至于泪下”，令岑春煊开缺养病。

至此，“丁未政潮”中，奕劻、袁世凯为首的浊流派完全占据了上风，袁世凯与岑春煊的矛盾从此再无回旋余地。

赋闲4年后，由于川督赵尔丰处置四川保路运动不力，1911年9月15日，清廷起用岑春煊“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前往四川、挺住武汉时，正好碰上武昌起义爆发，但岑春煊“却未尝一顾”，毅然东返上海。

10月14日被任命为四川总督后，和袁世凯积极谋划出山，南下镇压革命军，后又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不同，岑以“扩编军队为十营,增拨枪炮子弹,发银一百万两”等借口拖延，直至清帝逊位，始终未曾赴任。

1912年1月10日，岑春煊发表致内阁总理袁世凯的公开电，明确站在革命阵营的一边。他抨击袁世凯撤回议和代表唐绍仪、重启战端的行为，指出袁世凯要当中华民国总统的野心，“道路传言，方谓民军选定总统，公因失望，遽反所为”。他希望袁氏“恪守唐使议定条款，从速取决国会，早定大计”。1月14日，他致电醇亲王载沣、恭亲王溥伟等，要他们劝清帝退位，吁请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令人民组织共和政治”。

有说法称，岑春煊是公开要求清廷实施共和的最高级别的官员。而两封电文的发出，标志着岑春煊与清廷划清界限，完成从支持立宪到拥护共和的转变。

2月11日，袁世凯发表公开声明，承认“共和乃最良政体”，并于2月15日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5月，他请岑春煊担任贵州宣慰使。岑不客气地加以拒绝，说目下“中外治权，是分是合，体段全无，官制各法，茫无依据，正上无道睽下无法守之时”，如此情形，有“何义可宣，何德足慰”？

9月间，因同盟会会员、福建警务总监彭寿松行为不检遭到福建地方势力反对，袁世凯任命岑春煊为福建镇抚使。10月6日岑春煊乘军舰率师抵闽，彭寿松离闽赴香港。这是丁未政潮后，岑春煊与袁世凯的首次合作，只是各怀心思。袁之所以选中岑春煊，是因为岑的父亲长期在福建为官，且政声颇佳；而岑之所以答应，是想控制福建，建立自己的地盘。

10月14日，孙中山致电袁世凯，反对岑春煊入闽，要袁氏“令岑使早日离闽，以安人心而维大局”。11月底，岑春煊离开福建，“回沪就医”。岑、袁两人短暂的“蜜月期”到此结束。

1913年2月，袁世凯任命岑春煊为汉粤川铁路督办，并同意岑招募护路卫兵，与此同时又规定不得超过两连之数，以防止岑势力坐大。这让本想借此训练一支自己部队的岑春煊十分失望，对袁世凯再无幻想——“岑愤极！逢人痛詈”。二人关系再无回旋余地。

1913年3月，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被暗杀，袁世凯与国民党的关系日趋紧张。为了壮大反袁力量，孙中山、黄兴特派章士钊去做岑春煊的工作，并与岑多次秘密会晤。与袁世凯素有积怨的岑春煊，同国民党人一拍即合，开始积极反袁。

1913年5月，岑春煊联合伍廷芳、李经羲等致电袁世凯，对袁世凯政府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提出批评，指出：宋案辞连政府，总理赵秉钧既涉嫌疑，届时亦应出庭受审，方能表白；善后大借款参议院并未正式通过，应交国会研究等。

此外，他还与章士钊、谭人凤等专程前往武昌策动黎元洪反袁。他又与袁世凯公开决绝，6月间辞去汉粤川铁路督办之职，并经胡汉民介绍，加入国民党。

1913年7月12日，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兴师讨袁，并出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随后，黄兴、胡汉民分别出任江苏、广东讨袁军总司令。22日，各省议会联合会的十八省代表在南京开会，推举岑春煊为各省讨袁军大元帅，“凡独立省份都督及讨袁军总司令，一律归其节制”。岑春煊虽未赴任，但在名义上已成为“二次革命”中各种反袁力量的总指挥。

由于北洋派军事实力等占优，“二次革命”形势急转直下，7月26日，岑春煊刚离沪赴粤筹划北伐，28日，南京战事便已失败，黄兴逃往日本。8月6日，龙济光部在袁世凯的命令下，由梧州东下进攻广州。正在广州筹划北伐的岑春煊，仓促出逃香港，后接受南洋华侨胡子春的邀请，转赴新加坡，流亡南洋。

8月21日，袁世凯发布通缉拿办岑春煊令：“前汉粤川铁路督办岑春煊辞……反抗中央，图谋不轨，居心叵测……助逆破坏民国，荒谬糊涂，变诈百出。其倾覆大局，视黄兴等有何区别……岑春煊着交沿边各都督、民政长一体拿办。”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内部出现分化：主张急进的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主张缓进的黄兴成立欧事研究会等，并与岑春煊往来密切，隐奉其为领袖。台湾学者沈云龙在《现代政治人物述评》一书中，更是将此时的岑春煊与孙中山相提并论：“春煊此时虽困居南洋，并未忘情政治……其地位几与中山先生相抗衡，遣派代表，商洽合作，成为中华革命党以外另一反袁中心领导力量。”

岑春煊像，引自《万国公报》1903年第175期

1915年12月，袁世凯帝制自为，悍然称帝。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组成护国军，发起护国运动，起兵讨袁。1916年初，广西都督陆荣廷派人去南洋，迎接岑春煊。岑氏于1916年1月17日抵上海，与梁启超、蔡锷、唐继尧、陆荣廷等建立起了联络。

按照原计划，岑欲往云南。但当时护国军最感棘手的是“饷械俱缺，难于持久”。于是，经唐继尧电请，岑春煊于1月24日化名任时兴，由曾任孙中山秘书、早年留学东京帝国大学的张耀曾等陪同东渡日本筹款。3月20日，岑以云南军政府代表名义与日商竹内维彦签订合同，借得100万日元和两个师的炮械，助力反袁，“两师始得东下，围攻广州”。在日本期间，他还与孙中山多次商谈。

蔡锷、唐继尧在西南起兵反袁，急需两广势力的支援。但袁世凯对广西都督陆荣廷戒备颇深，1915年7月派王祖同为广西巡按使，另调陆荣廷之子陆裕勋为总统府侍卫武官。此举既在广西安插了自己的人马、就近监督，又在北京留下了人质。这让陆荣廷对袁世凯颇为不满。1916年初，陆荣廷打电报召回在北京的儿子陆裕勋，结果儿子在路上被毒死，这更大大加重了陆荣廷对袁世凯的仇恨。

而岑春煊当年出任两广总督时，对陆荣廷有栽培之恩。据说，陆氏祠堂中供奉着岑春煊的牌位。为争取陆荣廷起兵反袁，岑春煊致长信给陆荣廷，分析袁氏必败的五大原因，告知陆荣廷此时即使保持中立实际上也等于反抗，必然不能容于袁世凯，如“不勠力共图奸袁”，将来袁氏打败护国军后，定将进兵两广，“尔时再图，噬脐莫及”。

经过岑春煊做工作，1916年3月，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4月，在各方压力下，广东都督龙济光也加入了反袁阵营。如此，滇黔桂粤连成一片，护国运动的声势顿时大增。

1916年5月1日，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在肇庆成立，岑春煊任都司令，初步统一了两广军权。在就职宣言中，他公告天下：“惟有两言：袁世凯生，我必死！袁世凯死，我则生耳！”5月8日，具有临时政府性质的军务院成立，唐继尧出任抚军长，岑春煊任副抚军长。由于唐继尧远在云南，由岑春煊兼摄行抚军长职务。岑春煊迎来人生的最高光时刻。

岑春煊父辈以及本人长期在云、贵担任督抚要职，与西南上层联系紧密；岑曾任两广总督近4年，与当地官绅关系密切。就任粤督期间推行新政，兴学育才，陈炯明、邹鲁等都毕业于其所创办的政法学堂，陆荣廷、龙济光均为其旧部；他早年参加过维新运动，与进步党梁启超等颇为稔熟；“二次革命”时期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多有合作。机缘种种，是他得以中介人、调停人、缓冲人和各派联系人的身份，协调军务院中各派系的关系，成为把各派维系在一起的纽带，也成了反袁力量的盟主。

1916年3月2日，袁世凯取消帝制，但仍企图以总统身份把持北洋政府。这一举措，遭到岑春煊等的明确反对。5月3日和28日，岑春煊致电黎元洪、冯国璋及各都督，要求袁世凯自动退位，坚持以袁世凯下台作为南北调停的前提条件，并要求独立各省不得擅自议和，避免反袁斗争半途而废。

6月6日，袁世凯在内忧外惧中死去。此时，距“丁未政潮”已经过去了9年，岑袁之间的恩怨告一段落。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共和观念已成共识。袁世凯之败亡，是历史的必然。但岑春煊等人的反袁活动，无疑加速了其败亡进程。

随着反袁运动的结束、军务院的撤销，岑春煊也回到上海居住。1916年双十节，北京政府和大总统黎元洪为了粉饰全国统一，大授勋位，岑春煊被授勋，俨然成为“再造共和”的民国伟人。但岑春煊没有接受。或许，这表明了他对民国并不拥护的底色。

晚清督抚中，应该说岑春煊与慈禧关系最为密切。慈禧曾对其说：“我母子西巡时，若不得汝照料，恐将饿死，焉有今日。”慈禧并视岑为家人、亲人，“我久已将汝当亲人看待。”

1903年，岑春煊被任命为两广总督，督办广西军务。岑为广西西林人，按官场回避的惯例，不应在家乡任职。岑春煊自己在《乐斋漫笔》中就说：“有清一代，以桂人官本省督臣者，仅陈文恭宏谋一人而已。”陈宏谋为广西桂林人，乾隆朝时历任署陕甘总督、两广总督以及兵部、吏部、工部尚书等，官至东阁大学士，被《清史稿》评为“疆吏之最贤者”。1757年出任两广总督时，乾隆专门下旨令陈宏谋不必回避。能与陈氏并列，足见岑春煊之得意，也足见慈禧对其之恩眷。

晚清学者宋恕曾如此点评两广总督陶模、直隶总督杨士骧以及岑春煊、徐世昌、张之洞、袁世凯等清末诸重臣：“陶子方、岑云阶，果敢有风骨，第一等也。徐菊人、杨莲甫，虽无大作为，而和平宽大，亦尚不失为第二等。张香涛、袁慰庭，均负盛名，然张皇欺饰，宜考最下。”宋恕的点评难免带有个人主观色彩，但也看出其对岑春煊的推重。

1916年3月，向日借款时，岑春煊坚持不以任何中国权益作抵押，坚持不要“赠款”、不要官方借款，以防范日本凭借款来挟制中国南方。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年逾七十的他还捐助浴血抗日的十九路军三万元。可以说，爱国倾向基本贯穿了岑春煊的一生。

1916年护国战争期间，岑春煊多次提及自己“志在讨袁，袁死，决意归隐”、“袁贼即去，煊即夕隐”，与此同时又强调“春煊之必诛讨袁世凯也，非修私怨而来，亦非攘权力而来，实为保全中国数千年固有之正义人道而来”。我们不否认岑春煊反袁有泄私愤的成分，但也不能否认他在护国运动中所起到的正面作用。

清末官场曾流传的“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岑春煊不学无术”之说法，有着明显的扬袁抑岑倾向。袁世凯一失足成千古恨，错在称帝，错在晚节。岑春煊尽管后来与孙中山分道扬镳、晚节也有争议，但至少在反对帝制、维护共和上，“不学无术”的岑春煊无疑比“不学有术”袁世凯走得更远、站到了历史正确的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