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之相（什么是帝王之相）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出名的文臣武将，文有魏征、文天祥、包拯等都是很出名的文官，武将就更多了，韩信、吴起、白起等。武将和文官都是皇帝的左臂右膀，为皇帝“打工”，专业化，就像今天现代化国家一样，军人专管军队，文职官员管国家内务，军事、国家内务分开。

但在古代一开始文武是不分开的，官员既管国家内务，又带兵打仗，据记载，黄帝时已设立“司马”等军事首领官职，夏朝设立“司徒、司空、司马”等文武官职，商朝在夏的基础上，进一步分化，有“马、亚、射、卫”等文武百官。但夏商体制文武不分开，到了周，虽然官职开始分类别设立，设立“卿、大夫”等官职，但卿、大夫既管理政务，也受王命出征，司马有军事之权，却无统兵之权，统兵也只是临时任命，战争结束后，兵权还得交回给帝皇。

商时期_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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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春秋时期，周王室开始衰落，各诸侯国对军队的控制权越来越大，但这时的文官武将仍未分开。公元前718年，郑国和燕国的北制之战，郑庄公派大夫公子伯、子元等统兵御敌，这时的大夫便是文武一体。大夫虽然领兵打仗，然而，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国君，春秋时期，不少国君都亲自率军作战，例如泓水之战，宋襄公挂帅，大夫公孙固等辅助；除了宋襄公，晋文公、夫差、勾践等国君都统兵作过战。

同时也有不少文官率兵出征，楚成王时期成得臣、斗勃等；楚昭王时期的王麇、王尹寿曾作为楚军统帅。这种国君、官员没有固定职能统兵打仗的案例很多，可见，春秋时期，文武职能并没有分开。

战国群雄争霸_图

进入战国后，周王室名存实亡，诸侯国为壮大实力，统一天下，频繁征战，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力随之提高，军队的数量越来越大，地主阶级逐渐兴起，中国逐渐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一些比较有实力的地主阶级开始掌握国家政权，为了避免君权旁落，统治阶级必须将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分职能的卿、大夫等官位制度很容易让权力过于集中在贵族身上；韩、魏、赵三家分晋就是因为权力都集中在这三家的大夫身上，架空了王权，没有其它有实力的官位与之分权。

所以为了避免“三家分晋”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就采取文武分职的办法，分散权力，以相、将为百官之首，相互制衡，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的明朝朱元璋权分六部。所以很大部分人认为战国时期是文武分职的时间，战国时期几乎没有文官统过兵作战，国君也不再带兵，文官只需要处理政事，负责一下军队后勤。

三家分晋_图

最大一个原因是将权力集中在统治者身上，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会让一家独大，文武分职很好避免了权力集中在天平的一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将相制衡，最后是加强了中央集权。

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相比春秋时期，不再是小打小闹，动不动就是十来万人的战争规模，在统一天下的诱惑下，也不再是讲究打仗规规矩矩，交战双方列好阵才开始，胜利方不许追击溃败方。战国时期讲究是消灭有生力量，就没那么客客气气了，因此战国时期的战争讲究“奇”，各兵法大家浑身解数，施展才能。像长平之战这种关乎国运的战争，在庸才赵括的领导下被名将白起坑杀了赵国四十万大军，彻底毁了赵国。所以战争不是儿戏，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指挥得了，军队统帅必须由专业的、富有战斗经验的人担任。明朝“土木堡之变”便是在没有军事经验的宦官王振的指挥下全军覆没。

在这种情况下，文官不再适应大规模，充满尔虞我诈，高强度的、复杂的战国战争。《韩非子显学》称：“明君之吏，宰相必起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可以看出文官和武官的出身不同，也说明了各自的特点、擅长之处。

白起（？—公元前257年）_图

战国时期的分封制取消，所得爵位按照作战成果来确定，白起、廉颇、吴起等名将都是根据战果来获得统帅地位，从军队基层做起。不再按照分封制划分爵位，让很多有才能的人进入了军队，提升了军队战斗力，战国的战争中指挥大型战争的都是专职武将，分封制的取消很好避免了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进入军队。

“官分文武，王之二术也”，是君主控制国家的重要手段，历代朝代都采取了文武分职，朱元璋更是废除了丞相制度来加强王权。同时文武分职，也适应了政治和军事分工的需要，适应国家的发展，各显其能。这样，既能保证“家天下”不改姓，又可使文臣武将发挥自己的特长。

文武分职是封建君主加强中央集权的一项重大变革，同时也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在后期的发展中，尤其是隋唐时期设立科举来选拔文官，设立武举来选拔将才，彻底将文官和武官的职能分开，促进了国家对人才的选拔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