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中央和地方（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及创办企业）

翁同龢自1856年（咸丰六年）状元及第，步入官场，到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开缺回籍，从政长达40多年。这40多年正是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重要阶段。清政府曾开展了历时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西方侵逼中国、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作出的积极回应的产物，是中国近代化迈出的重要一步。

同地主阶级改革派提出的改革主张相比，洋务派官僚所提出的改革主张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者体现了传统社会的自我复兴，后者已包含着逸出历史旧轨的趋向。因此，洋务运动期间，在统治集团内部，充满了新与旧、中学与西学、进步与保守的斗争，这些斗争是时代亟变带来的结果，在历史人物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中央和地方（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及创办企业）

洋务运动期间，翁同龢主要负责宫廷教育，办理有关部院的具体事务，没有直接参加实际的洋务活动。然而社会的新陈代谢，洋务运动中统治集团内部的许多矛盾斗争在他身上同样有所反映。他的思想和活动深深地印有时代的烙痕。

1866年（同治五年），统治集团内围绕着开设天文算学馆招收30岁以下的正途士子（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的问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要把正途子弟拖入洋务，在当时浸润于传统观念中的人看来是有悖正道、事关名教的事，是用夷猾夏、离经叛道之举。因此，引起了以道学鸣于当时的大学士倭仁等人的反对。翁同龢参与了这场争论，他虽不是争论中的主角和中心人物，但他附和倭仁的所作所为无疑地反映了他在洋务运动初期的思想政治倾向。倭仁强调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遭到奕?的批驳。西太后任命倭仁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奕?的批驳和西太后的任命把倭仁搞得焦头烂额。陷入窘境的倭仁只得求助于弘德殿书房的同事徐桐、翁同龢与在京丁忧的李鸿藻。应倭仁的要求，徐桐、翁同龢帮助倭仁润色、修改辞去总理衙门大臣行走一职的折稿。翁同龢不赞成倭仁到总理衙门任职，要倭仁立即辞差。认为这场争论是“朝堂水火”的“口舌之争”，“甚属无谓”，甚至认为奕?搞得太过份了。翁同龢这时候的思想还停留在忠君守道阶段。对外国侵略者的仇恨和强烈的民族感情使他竭力反对和排斥西方的一切。

然而，翁同龢毕竟不同于坚守理学立场的倭仁、李鸿藻、徐桐等人。他早年大治《公羊春秋》，钻研今文经学，“崇尚顾（炎武）、王（夫之）之学”，“追慕林（则徐）、魏（源）”，力主经世致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趋使他去追踪时代，探索社会，修正自我。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深入，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古老文化的冲击，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最终改变了当初对洋务运动所持的不正确的态度，并在自己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对洋务新政给予支持和帮助。

1874年（同治十三年）发生日本侵台事件。次年，统治集团内展开了海防大讨论。翁同龢以鲜明的态度，赞成海防建设，并同江苏巡抚丁日昌就海军建设、台湾防务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同年，郭嵩焘奉旨出使英国。对于郭氏使英，从李鸿藻到一般官僚土大夫大多持反对态度，“众诟益丛，下流所归，几不忍闻”。与李鸿藻相反，翁同龢对郭氏使英表示支持。郭氏来京引见，他特地设宴款接。郭氏离京登程，他亲为送行，并以“三语相赠”：“十年修约必须改；洋药（鸦片）可禁即禁，不可即加税；教事（指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可止即止，不可即勿使吾民之犯法者入教”。要郭氏在使英期间就修改不平等条约、禁止鸦片贩卖、传教士不得干预中国事务等问题进行交涉，充分体现了他反对外国侵略、维护国家尊严和领土主权的爱国立场。轮船招商局是著名的洋务企业，开办初年，因遭洋商排挤倾轧，经营困难。招商局归并旗昌后，又因局面摊子铺得过大，资金周转严重不灵。其时翁同龢任职户部。经奏准，不仅拨部款予以扶持，而且咨请各省日后有凡官物一并交招商局承运，并由政府给予水脚补助。正是由于他以及李鸿章等人的一手大力扶持，才使该局营运得以维持不敝。

翁同龢对于洋务虽然从思想认识到行动上有了很大的改变，但同李鸿章及其他的洋务官僚相比，在程度上还有着很大的差异。虽然他们在学习西方、开办洋务的认识上总体来说是致的，但由于翁同龢：一不直接参加洋务活动，对洋务新政缺乏真切感受；二、生活在封建统治的核心部位，与外界接触较少，缺乏思想沟通；三、身为帝师，“言动皆有法程”，不能自专，须处处“谨慎自持，不敢失坠”。即使对洋务有新的见解，但也不能“纵谈快口”随意宣露。此外，由于与李鸿章等洋务官僚考虑问题的立场不同，彼此往往在若干具体的洋务新政的开办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和矛盾斗争，诸如户部参劾天津海关隐匿洋药厘金收数问题；《海防捐例》停办和《郑工事例》展限问题；户部为筹措堵塞郑州黄河决口工程款项，奏请暂停向外国购买枪炮舰械一事；李鸿章擅自与美国金融资本合资开办华美银行事，乃至1887年的津通铁路修筑问题的争论，等等。这里不仅有思想认识上的分歧，更有涉及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以及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的性质，并不完全是翁李私人之间的意气之争，个中的情形很复杂，说到底是由当时的国情所决定了的。

进入80年代后，翁同龢的思想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这一时期，他与众多的洋务官僚、驻外使臣、部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诸如曾纪泽、盛宣怀、张荫桓、黎庶昌、杨儒、许景澄、何如璋、张斯佳、容闳、钱恂等人发生了交往，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不少西学知识，大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同时也推动了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80、90年代中国社会上涌动的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对他的思想同样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他先后阅读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们的著作和经世论文。其中有薛福成的《筹洋刍议》、郑观应的《救时揭要》、陈炽的《庸书》、汤震的《危言》、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康有为等人宣传维新变法的著作。此外，他还阅读了曾纪泽赠送给他的汉译西学著作16种。专门托人从上海代其购寄《申报》《万国公报》。又借每次回籍修墓之机，驻足上海，参观租界，到棋盘街书肆购买汉译日文书籍，带回京中阅读。因任户部尚书，而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其他税务司发生接触；又因与赫德相识，而结识英美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等人，从他们那里获得不少有关西方各国的情况，并得以阅读反映当时西方各国社会政治、军事、历史等方面的著作，如《泰西各国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普法战纪》等。由于不断地汲取西学，加上民族危机的刺激，到甲午战后，翁同龢的思想已由原先赞成洋务进而主张维新变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