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巢起义是哪个朝代的（黄巢起义和安史之乱的关系）

黄巢有一首名满天下的诗《不第后赋菊》诗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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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巢

另一首是朱元璋仿此所作的咏菊花诗，诗曰：“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朱元璋仿黄巢首先便是对黄巢的一种肯定与赞扬。朱元璋赞扬黄巢，并仿同样的风格作诗，说明朱元璋与黄巢是兴趣志趣相同的人。

这两首诗都表现出了一种唯我独尊的气概，第二句“我花开后百花杀”、“我若发时都吓杀”都是以百花为假想敌、以菊花为我花，都写出了以我为尊的霸气；而第三句“冲天香阵透长安”、“要与西风战一场”又都写出了二者誓死斗争的决心；末句“满城尽带黄金甲”、“遍身穿就黄金甲”又写出了二者必胜的自信。

两首诗都用现实与浪漫相结合的手法，表现了二者雄豪自信坚定的性格，这是朱元璋与黄巢可较的基础。

为凸显二者视天下为己出气魄性格的相似性，笔者再列举二者的另一首诗。

宋人张端义所著的《贵耳集》记载：“黄巢五岁侍翁，父为菊花连句，翁思索未至，巢随口应曰：‘堪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衣’，巢父怪，欲击巢。乃翁曰：‘孙能诗，但未知轻重，可令再赋一篇。’巢应之曰：‘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张端义还评注了黄巢的这首《题菊花》说道，“跋扈之意，已见婴孩之时”，跋扈之意其实指的就是雄豪气魄。

另外朱元璋也还有一首《无题》诗曰：“天为帐幕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腿，惟恐山河一脚穿。”从这首诗中同样能感受到朱元璋视天下为己出的气魄。

朱元璋

综上所述，然元末起义与唐末起义的时代背景相似、历史影响相似、领导者的气魄与性格相似，故有可较性。在这个前提下，则可以论述为什么朱元璋在元朝末年起义中成功，而黄巢在唐朝末年起义中失败？

在出身阶级上，朱元璋出生于安徽凤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344年家乡发生瘟疫，父亲、大哥、母亲相继去世，他“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五十余天后，因庙内缺粮，被迫到外地化缘、游食三年。回来后，朱元璋发现赖以栖身的皇觉寺毁于战火，不得已，朱元璋选择了投奔农民军。

朱元璋出身于纯粹的农民阶级，是社会最底层、最贫苦的阶层。

而黄巢，《新唐书》载：“黄巢，曹州冤句人，世鬻盐，富于赀”，《资治通鉴》载：“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这说明黄巢不是农民阶级，他受到过教育、经商贩盐、家财富足，是典型的中小商人地主，即不掌权的地主阶级下层。

黄巢只不过在反抗腐败政权压榨上与农民阶级有一致性，他不过是农民阶级的合作者、同盟者，而朱元璋代表的就是最底层的贫苦农民阶级。

出身阶级的不同导致了二者志向目标的差异。

朱元璋志向远大，游行僧的三年乞食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整个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

因此在进军滁州途中，问李善长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天下何时能定，他也不止一次说：“渡江以来，始有救民之心”，朱元璋的志向目标很明确，且不动摇，他是为“救民”，为天下苍生，而不是为个人利益战斗，这样宏伟的目标为他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而黄巢，他代表的是下层地主的利益，因此他起义的目标也是因个人利益而不断变动。

起义前，黄巢科举失败，起义后，在与王仙芝共同参加裴珺的会晤中，因唐仅授官王仙芝而勃然大怒：“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赴左军，使此五千余众安所归乎！”司马光便评说”黄巢以官不及己而怒”。

之后黄巢围广州时向唐求为天平节度使、唐不允，又求郓州节度使、再不允，又改求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使、唐仍不允。于是黄巢自称“义军百万都统兼韶、广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旧唐书》也明确记载黄巢是“数据南海之地，永为巢穴，坐邀朝命”。

由此可见，黄巢最初目标非建立齐政权，而是得到唐认可、做高官，这是下层地主阶级局限造成的。黄巢后来攻破长安、建立政权则是随着境况而变的，若唐授予了黄巢官职、则不会有此事。

黄巢的阶级使他的志向目标短浅、局限且多变，这与朱元璋极不同，是其起义失败的阶级原因。

朱元璋与黄巢的性格同中有异。朱元璋的气魄表现为内敛理性，而黄巢的气魄则表现为张扬感性。这与他们个人经历有着密切关系。

朱元璋出身贫苦、读书不多，对经世济邦知之甚少，因此他刻苦勤勉、虚心好学，再加上早年三年游食经历，养成了他遇事沉着应对、内敛理性的性格。

而黄巢则不同，《资治通鉴》载“巢少与仙芝皆以贩私盐为事，巢善骑射，喜任侠”，《新唐书》载“巢喜乱”、“喜养亡命”。因为黄巢从事贩私盐工作，经常面对唐各级政权的打击镇压，十分危险，会经常面对各种突如其来的状况，他要学会如何处理混乱局面、如何突围，这要求他结交弟兄、集结势力。因此黄巢“善骑射”、“粗涉书传”、“喜养亡命”，这样早年经历无疑养成了他张扬感性、重义气的性格。

这样同中有异的性格对朱黄的成败有重要的影响。

首先，朱元璋的内敛理性使他能虚怀纳士、克己俭约。如1361年3月，方国珍派人献金玉饰马鞍辔，朱元璋就说：“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物材能，所用者谷粟布帛，其他宝玩，非所好也，却其献”。

因此朱元璋完全可以用顽强的毅力克制自己、避免坠入骄奢淫逸的陷阱之中，保持高昂的热情和旺盛的斗志，精心策划与组织队伍，不断发展自己愈战愈勇、最终成功。

而黄巢则不同，树大招风，张扬的他在攻下长安后成为唐诸藩镇联合围攻的对象，而“喜养亡命”讲兄弟义气更是成为他致命点。如黄巢被迫撤出长安、转入河南，以孟楷为先锋攻陈州，结果孟楷被俘杀，因孟楷是黄巢最宠爱的大将，因而黄巢大怒，集中兵力围陈三百日之久。《旧唐书》载“陈州刺史赵犨迎战，败贼前锋，生擒孟楷斩之，黄巢素宠楷，悲惜之，乃悉众攻陈州”。

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如此意气用事，无疑延误了战机，使朱温、李克用得以迅速集结重兵来袭，直接导致了黄巢的兵败。

朱元璋在徽州之时，召儒士朱升，得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明史》载“上悦其言”。

这三大思想策略是朱元璋成功关键的一环，而在这三个方面，黄巢与朱元璋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军事策略往往是军队作战成败的关键因素。

朱元璋在郭子兴逝世后，果断放弃淮西、率军渡江，运用李善长、冯国用等人的策略。攻下南京为根据地，制订了总的战略计划。

可以说，这是一项重要的军事策略，江南盛产粮食，朱元璋以此为根据地，保证了军队后补资源，也得以接连占领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势力迅速崛起。另外朱元璋除了“高筑墙”建立根据地外，还分析天下形势而制定出相应的斗争策略，采取长远周密、机动灵活的战略技术，决策精当。

而黄巢根本没有像朱元璋那样“高筑墙”建立革命根据地大本营的意识。

滕新才便认为“义军从来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攻城之后旋即弃之，甚至连东都洛阳也没有派兵驻防。一旦唐军反扑，便毫无据点可依，这是黄巢起义失败的原因之一。”

黄巢的军事策略没有像朱元璋那样依时而变，而从始至终都是流动作战。当然流动作战有其好处，可以避实击虚，大踏步的流动攻击，令人不防，一定程度上这是黄巢攻入长安前节节胜利的重要原因。

但长期采用流动作战不变则会使军队既不到物资供应，又不能很好地得到休整，只能是不断转战，导致“多走死”这是一种流寇主义，不是在一统天下目标指导下所应采取的军事策略。

黄巢在攻下长安建齐后，仍采取长期流动作战方式，这无疑逊色于朱元璋。

没有“高筑墙”的根据地是黄巢军事策略的根本性错误，邱少平认为“朱元璋据应天为根据地是使他的小变大，由弱变强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可以以此反观黄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朱元璋与黄巢在起义举事的十年内，都有提出经济策略。

朱元璋的经济策略可以用“广积粮”总结。

朱元璋在渡江以南京为根据地后，为保军饷争取民心、着手抓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置营田司“以修筑提防、专掌水利”，并“分遣儒士者告谕乡邑，劝农桑”，后又建民兵制，“有事则战、无事则耕”。1366年再次告谕中书省“为国之道以足事为本……今春时和，宜令有可劝民农事，勿夺其时，一岁之中，观其收获多寡，立为劝惩”。

经过几年努力，到处粮仓丰满，既解决了军粮供应，也使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这不仅赢得了民心，更提高了人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发展了生产，使经济力量不断增长，为进行统一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黄巢也有自己的经济策略，他的策略是“均平”。

王仙芝举义旗时“自称‘天补均平大将军兼海内诸豪帅都统’，传檄诸道”，而黄巢似乎并没有明确提出均平，他的称号从“冲天大将军”到“义军百万都统”、再到“率土大将军”、再到“天补大将军”似乎并没有明确提出均平。

但日本学者崛敏一认为，齐克让奏黄巢渡淮后称“天补大将军”在完整形式上大约相当于王仙芝的“天补均平大将军”，这一说法得到了丁柏传的认可，丁认为“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大起义明确提出并实践了均平的口号”。

那黄巢是怎样实施均平的呢？

《资治通鉴》载黄巢入长安后，让尚让对民众说：“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且“见贫者，往往施与之”，而对官僚地主“缚摓人索财，号‘淘物’，富家皆跣而驱”。时任宰相的郑畋也说黄巢义军“广侵田宅，烂渎货财”。

由此可见黄巢的均平实践是“广侵”富户、“施与“贫者”，这样的均平只能得部分民心，而且加剧了贫富矛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民的经济需求。

更致命的是黄巢广侵富室，致使长安附近的富豪密藏粮食，因而黄巢被困长安时，粮食奇缺，将士以树皮充饥，这直接导致了朱温叛变，间接导致了黄巢的败亡。

在称王问题上，依朱黄的性格与野心，称王是迟早的事，但朱元璋更具有精明的政治头脑，更注意了政治策略的运用。

郭子兴死后，朱元璋被小明王封为左副元帅，他虽不愿受制于人，说“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但考虑到小明王“势盛可倚藉”，他仍接受任命，这样不仅可以利用小明王在农民起义军中的政治威望号召军士、争取民众，还可以臣属于小明王宋政权隐蔽自己、缩小自己，避免立足未稳就遭到敌人围攻。

而黄巢则和与朱元璋同时期的徐寿辉、张士诚相似，攻占一隅后便急于称王称帝。

《新唐书》载黄巢入长安“入自春明门，升太极殿、宫女数千迎拜，称黄王”。黄巢高兴地说“殆天意欤”，数日后“巢斋太清宫，卜日舍含元殿，僭即位，号大齐，求兖冕不得，绘弋绨为之，无金石乐，击大鼓数百，列长剑大刀为卫”，又“登丹凤楼、下赦书”自陈：“唐帝知朕起义，改元广明，以文字言之，唐已无天下矣，唐去丑口而安黄，天意令黄在唐下，乃黄家日月也。土德生金，予以金王，宜改年号为金统”，臣下又尊其为“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

黄巢还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类的政权组织、职官。在根基未稳、敌人未灭、粮饷未实、基地未固、地盘未大之时，黄巢便如此行为称制，这是致命错误的政治策略。

军纪问题上，朱元璋治军有方。

首先他关心爱护将士、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共苦，用情感将军队凝固成为一个紧密的整体，大大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其次他严格要求将士、恩威并施，对军队严加操练、亲自检阅、建立军纪，对违纪者毫不留情，军纪严明深入人心。

黄巢的军纪也很严明，《旧唐书》载“黄巢自号率土大将军，其众富足、自淮已北、整众而行、不剽财货”，攻占洛阳后，也只是“供顿而去，坊市晏然”。

但在攻下长安后，黄巢却纵兵劫掠富室，虽然这也有限制，但无疑掠盗行为不利于义军道德素质的提高以及军纪的良好，会造成深化流寇主义的行为。

朱元璋每作战从不轻敌大意。

朱元璋在选择先消灭陈友谅还是张士诚时，仔细权衡“友谅剽而轻，其志骄；士诚狡而懦，其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若先攻士诚，友谅必空国而来，使我疲于应敌，事有难为；先攻友谅，士诚必不能出姑苏一步为之援”。

在北伐前，朱元璋没有被重大胜利冲昏头脑，仍保持清醒，他反对冒进，说道“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屯兵于坚城之下，饷不足，援兵四集，非我利也”。总结北伐经验时，朱元璋又说“士不可以恃广、人不可以恃众，朕从起兵以来，与诸豪杰相角逐，每临小敌亦如大敌，故能致胜”。

而黄巢占领长安后，忙于做皇帝，在军事指挥上产生了骄傲轻敌情绪，未能及时派兵追歼唐朝流亡政权，使其有了苟延残喘、卷土重来的机会。另外，不仅黄巢产生了轻敌情绪，他的部下也多如此，如尚让在进攻凤翔突围时，因轻敌在龙尾坡误中埋伏、2万义军将士牺牲。

轻敌是兵家大忌，黄巢是犯了此忌的。

学界对朱元璋的人才观历来研究颇多，成果颇丰。

如任崇岳教授将朱元璋人才观分为五面“思贤若渴、搜罗人才；胸无城府、用人不疑；但问能力、不拘资格；瓦解敌人、化敌为友；赏罚公平、不问亲疏”。

再如展龙教授将朱元璋人才观分为五方面“重人方面：认为举贤任才为立国之本；用人方面：坚持量能授官、各取所长；选人方面：讲求不拘资格、唯才是举；容人方面：力求推心待士、从谏如流；管人方面：主张严明驭吏、赏罚公正”。

而在王仙芝死前，黄巢便曾与之两度破裂，第一次黄巢甚至“因殴仙芝伤首”。从此能看出黄巢脾气暴躁、不擅于人际交往、不擅于处理上下级关系，而被围长安之时，黄巢部队以朱温为代表的一些部将的不断反叛，也从侧面反证了这一点。

这与朱元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人民群众观上，朱元璋出身于社会最底层、亲历了群众的艰苦生活，他的目标是为天下万民而不是为自己，这是他的民本思想，他采取的经济策略，也是其民本思想的体现，他的这种民本思想中的“民”具有普遍性。

因此吴晗教授说“农民、地主和知识分子三方面的合作，是他之所以成功的最大原因”，这三方面无疑都属于其“民”的范畴。

黄巢也有民本思想，但他的民本却没有朱元璋般的普适性，他的民本仅限于贫民。黄巢仇视宗室地主，因此他会广侵富室、施与贫民，这样的举动只会让他得到一小部分民众的支持，而失去地主阶级的资助，甚至更激化了二者的矛盾，这样他不但没有像朱元璋一样获得社会广泛支持，反而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另外，黄巢的举措也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贫民问题，这也令人怀疑他民本思想的真实度，因为毕竟他出身于低层地主阶级，他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战斗。

朱黄起义或举兵时的社会客观原因对二人的成败也有着重大影响。

胡一华在《从黄巢起义看农民战争的规律》一文中提出农民战争的第五个规律是“没有引发全民大起义的农民战争，是推翻不了封建王朝的”。对比黄巢与朱元璋，我们可以发现其准确性。

黄巢起义时的唐朝，尽管政治黑暗腐败、民不聊生，但唐王朝统治集团并没有侵害地主阶级的利益，更没有触犯官僚集团的利益，反而是地主阶级与朝廷官府相互勾结、疯狂掠夺农民，在黄巢起义后，其矛头直指地主豪强。

黄巢对富室的态度使贵族集团坚决站在起义军的对立面，坚决和封建王朝联合，黄巢起义孤掌难鸣、孤军难战，无法唤起全民大起义，因而其军事力量上敌不过唐军，最终失败。

反观朱元璋生活的元末时期，上层统治集团不仅疯狂剥削、劳役百姓，其集团内部也已互相倾轧。

首先是宫廷内部的斗争，即元顺帝与皇太子爱猷识里达及其生母奇皇后关于皇位的斗争，这其中还有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的反叛。

其次是军阀的矛盾，即北方察罕帖木儿、孛罗帖木儿、李思奇、张良弼等人之间的矛盾，尤以察罕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的矛盾为重，后二者又与宫廷斗争相交织，使矛盾更加复杂化，最终导致各军阀互相厮杀、北方局势一片混乱。

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给了南方农民起义可趁之机，形成了张士诚、陈友谅、朱元璋等几股较强势力，这也是全民大起义的典型，这使得元朝在南方的统治崩溃，最终朱元璋大体统一南方，而北方统治阶级此时仍在混战，这又给了朱元璋制定北伐战略的绝佳时机，因此朱元璋最终一统天下，获得成功。

朱元璋所处社会时代客观上的全民大起义与统治阶级内部倾轧激烈的状况，是黄巢所处的社会时代客观上不存在的，这也是导致黄巢起义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刘昫《旧唐书》

张廷玉《明史》

张端义《贵耳集》

司马光《资治通鉴》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张岂之《中国历史?隋唐辽金卷》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滕新才《论黄巢的性格特征及其影响》

邱少平《朱元璋成功的主观原因》

丁柏传《试论黄巢的“均平”思想》

原文/王彦章：中简堂历史文化交流群客座讲师，历史羣界知名写手，擅长五代十国、明史领域。

编辑/羚羊飞渡：中简堂历史文化交流群领头羊，擅长隋唐五代史与网文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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